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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与证罪
发布时间:2014-09-15 06:41  来源:富航文秘事务所  人气:105


——<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作为证据的合理性讨论

富航文秘事务所 QQ:97426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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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认罪到证罪,是司法的大进步和大飞跃

(一)口供因其特有的效果而成为了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形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作的陈述,即通常所说的口供。

1、自古时以来,断案都特别重视口供。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采取纠问主义诉讼制度,口供被当成“最好的证据”,是“证据之王”,只要被告人招供了,案子也就了结了,"效果十分明显"。

2、在现代的司法工作中,司法人员为达到取得口供的目的,面对严禁刑讯逼供的重刑处罚规定,仍敢干冒险作为,就是因为取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破案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在治安形势严峻、破案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为了完成“限期破案”的任务,达到上级规定的硬性考核指标,司法工作人员往往会借助刑讯手段逼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再依据逼取的口供去查找其他证据,这似乎已成为侦查破案的捷径。近些年,又提出和推行“命案必破”,更给各级刑侦部门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命案的破案率至少要达到85%。达标者会立功获奖;不达标就会爱到惩罚。

3、立法者偏爱口供的证据效果,在立法时不仅没有考虑口供作为证据形式的合理性,相反对这一证据形式非常看重,其重要性位列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之前。

后来,对于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的证据形式,也没有人去质疑和研究。

(二)认罪式证据理论的恶果触目惊心

我这里所说的“认罪”,是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口供作为证据定案的审判方式。是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为前提,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为首要证据,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法庭即可以据以定案而无须再进行调查和质证。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口供为证据定案是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必须按照司法工作人员的意图“如实回答”,“认罪伏法”。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作为最好的证据,作为断狱判案的基础,是中外封建社会实行专制独裁和刑罚擅断的纠问主义诉讼制度的传统做法,司法官吏的职责就是千方百计地逼取被告人的口供,只要被告人招了,即可据之定罪,诉讼旋告结束,千百年来,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另外,前苏联法学权威安?6?1扬?6?1维辛斯基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大清洗”,造成了数百万人无辜蒙冤甚至被冤杀。从“大清洗”运动中他总结出的诉讼证据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被告人的陈述当作“证据的特别种类”,他所著的《苏维埃法律中的诉讼证据理论》在我国广为流传,对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影响不容低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重口供、轻证据,采用逼供信,迫害了许多革命同志。

历史和法学权威的影响成了障眼法,让人感觉是可行的、合法合理的,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成为了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形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其重要性位列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之前。

(三)证罪式审判实现了司法质的飞跃

历史的进步是在走出“认罪”的阴影,从诸多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中,人们终于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不应该他自己举证证明,更何况“承认”只是一种态度,不是证明犯罪的客观事实。控诉犯罪嫌疑人有罪,这是控诉方的主张,理应由控诉方来举证证明。司法由此从有罪推定迈上了无罪推定的台阶。

我这里所说的“证罪”,是通过客观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审判方式,是作无罪推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从这条规定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要通过证据证明出来的。这是纠问式审判到抗辩式审判发展的结果,使人们认识到,犯罪嫌疑人不一定都是有罪的,不能先作有罪推定,不能在证明其有罪之前使用刑罚,否则很有可能冤及无辜。这种在不伤及无辜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打击罪犯的司法方式与“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刑讯逼供司法方式相比,是实现了一次司法的质的飞跃。

(四)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规定为重要的证据形式,同时又提出“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令人费解

 1、《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六条相互矛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二款(四)项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是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形式,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又规定“重证据,轻口供”,令人费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究竟是口供还是证据?说是口供就不好采信了;说是证据,它的重要性位列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之前,口供的份量也不算轻的。

2、立法者已经意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作为证据存在缺陷,但是有弊履自珍之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表明,立法者已经意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作为证据存在缺陷,不能独立使用作为定案的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也不是不可缺少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规定“重证据,轻口供”,这本来是从“认罪”到“证罪”的可喜进步,缺陷就在于把口供又列入了证据的行列。以致于法学专家崔敏都感叹,“在司法实践中,某些同志对于刑讯逼供还存在着深深的依恋,所谓‘口供情结’挥之不去。”

二、刑讯逼供的根源就是把口供看成是重要的证据

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列为重要证据形式带来的不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就是刑讯逼供。

1、刑讯逼供由来已久,普遍存在,屡禁不止

刑讯逼供自奴隶制社会开始,至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随着法制文明的进步,刑讯逼供这种野蛮的取证方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尽管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加以“遏制”,迄今在司法实践中依然普遍存在,原因是司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控制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比获取其它要容易千百倍,同时还可发泄淫威。

2、刑讯逼供滋长的根源未除,“遏制”的措施终归难以压制

刑讯逼供是大家深恶痛绝的东西,但它却能长期存在,实在是匪夷所思。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有三:一是利益驱动;二是司法机关对刑讯逼供人员的宽容和惩治不力;三是通过刑讯逼供很容易获取口供这种证据。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第一点是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教育改造司法工作人员的思想来消除;第二点是事后监督,是在问题出现之后给予惩治,过于宽松当然会纵容更多的刑讯逼供情况出现,但是,这种事后惩治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恶劣影响已经产生,而且不能根除刑讯逼供的存在的;第三点是实施刑讯逼供需要达到的目的和途径,就是法律规定过于看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的证据作用,因为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能够作为证据,而且这种证据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控制之后通过刑讯逼供太容易获取,能够满足司法人员所追求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需求,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这种证据的追求欲望才会膨胀起来,虽然有严刑“遏制”,亦敢冒险作为。严刑事庭“遏制”的惩罚规定就象魔瓶的盖子,刑讯逼供这群恶魔总是在蠢蠢欲动的,惩罚规定在执行中稍有松动,成群的恶魔就会跑出来为非作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作为证据,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法律根源。要解决刑讯逼供根本问题,也就只有从这一点着手,废除刑讯逼供的目的,会让刑讯逼供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不能作为证据,不能去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司法工作人员是否还会热衷于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废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这一证据形式,对于杜绝刑讯逼供,比较重刑“遏制”的做法,效果应该更好。

三、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特性,不能规定为法定的证据形式

(一)、刑事诉讼的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根据上述规定,对刑事诉讼证据应作如下理解:

(1)刑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凭据,是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手段;(3)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刑事诉讼证据是客观事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 

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证据的客观性。所谓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事实必须是伴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而遗留下来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事实。证据的客观性的根据:一是由刑事案件本身的客观性决定的,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发生的,只要有行为的发生,就必然留下各种痕迹和印象,即使行为诡秘,甚至毁灭证据,也还会留下毁灭证据的各种痕迹和印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二是从刑事证据的来源考察,其客观性是必然存在的。……总之,刑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性是刑事证据最基本的因素和特征,承认和认识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就不能把个人主观的判断,或人们的想象、假设、推理、臆断、虚构等作为定案的证据来使用。

2、证据的关联性。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并因此对证明案情具有实际意义。

3、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收集和运用,包括:收集、运用证据的主体要合法,每个证据收集的程序要合法,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客观性和相关性的重要保证,也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条件。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特征: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可能是真实的,有可能全面、直接地反映案件事实情况。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虚假的可能性较大,往往真假混杂。

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特征可以看出,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具备客观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有不确定性,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正反两方面可能性的认识,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被告人对行为过程的主观认识,随着被告人意志而改变,不象物证书证等,常发生翻供现象。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应当是出于自愿的,完全没有外力强迫的。司法实践中,在录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在司法人员控制之下的。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是对自身的证明,要求被告人对自己有罪提出证据,不符合刑事诉讼举证原则。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司法机关的主张,按照举证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须提出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司法机关要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当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在有证据证明自己有罪的情况下有义务提出对自己减轻、从轻处罚的证据。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行为及行为过程的认识,承认或否定案件事实或证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行为及其过程的认识态度,属于当事人的主张,主张是要在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案件的争点,《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只有在其他证据映证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反映案件的事实,说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张是一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不作为证据并不表示不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是核查证据和质证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5、对于再审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对于认定原审程序是否合法的具有证据作用,并不能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证据。

6、《刑事诉讼法》已经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作为证据的缺陷,第四十六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7、《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不是不可缺少的证据,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以外,还有六种形式的证据,关键是要培养司法工作人员善于取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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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不充分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特征,在刑事诉讼中也没有作为证据存在的必要性。从法理上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作为一种证据形式,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来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作为证据,诱发了刑讯逼供,造成了残痛的司法灾难。为此,笔者本人观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不能作为一种证据形式,建议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中进行修改。